2012年3月23日星期五

藏书南洋:从许云樵谈起

许云樵贫困 卖60年心血藏书 钜献福泽后人

东方日报 2006-05-03 (来源)

“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谈到藏书,李业霖念出这句对联。他说:“藏书是我安身立命之处。告老退休后,若能在金宝老家闲坐阅读,听风声雨声读书声,就是最美好的境界。”

想来这是不少读书人爱书藏书的心情写照。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到这个境界。不少南洋学人爱书近乎痴,平生藏书无数,其中不乏珍本和孤本等珍贵典籍,并对南洋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不过,这些藏书最后命运如何?可能是藏书家们始料未及的。

30 年代南洋研究学者藏书量均以万计,伴随一生的藏书,给南洋研究带来极大贡献,然而随著这些南洋学人作古后,部分藏书放到图书馆去,但也有些“流离四散”,或随作古的人“作古”去了。由于本地缺乏藏书机构,加上文化水平不足,不懂得珍惜这些珍贵的藏书,因此藏书的流向、结局多未能如人所愿。

历史工作研究者李业霖也是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他本身爱书亦藏书,曾师从陈育崧和许云樵,故此对于南洋学人的藏书流向相当清楚。

“30年代,南洋研究是个显学。从中国南来的文化人和学者为中国侨务委员会进行南洋研究,大量购书以搜集各方资料,撰写发生在南洋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的故事。”


“当时新马知识分子常聚在一起,他们是南洋第一代的知识分子,包括许云樵、陈育崧、姚南、张礼千、叶华芬、刘士木和韩槐准等人,在1940年组织南洋学会,并编写与出版《南洋学报》。”

许云樵老板买下藏书

在这些学者当中,若说许云樵的藏书下场最落魄并不为过。李业霖说:“许云樵是非常用功的读书人,也是南洋史专家,善于跟各地学人交换书籍。”

“在编辑《南洋学报》的十多年间,他常把学报寄到世界各地的学术团体,因此各地学术团体也回赠书籍给他,使他藏书种类繁多,英文书更不少。”

据估计,他家中藏书最少2万至3万多册。近60年的藏书,是他耗尽一生的心血所搜集的宝物,不料由于晚年生活潦倒、贫病交加,许云樵必须工作以维持生活。过于劳累的工作使他眼膜受损,入院新加坡中央医院,两星期后瞎了一只眼。

为了医病,他最后只好卖书。“听说当时马华文化协会、东京学术机构和北京大学都曾洽谈要买下他的藏书,他最终却以6万新币卖给新加坡一名许姓塑胶商,原因是若卖到北大或其他国家,他就再也看不到爱书一眼了。”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廖文辉指出:“森都公司的大股东许木荣,也是许云樵的老板,基于同情他的遭遇,不让珍贵的藏书流落海外,同时也报答他在公司多年的辛劳,所以买下其藏书。”读书人晚境凄凉,难怪许云樵曾感叹:“读破万卷书,不如贩夫优。”

许云樵去世后,有人建议许木荣将藏书送给“晚晴园”宗乡总会,许木荣同意了,也让藏书得以重新编码整理。李业霖感慨:“许云樵的书这时总算有了归属,但他的几本明版书也在晚晴园被识货者偷掉了。”

南洋史地研究工作者陈育菘同样藏书无数。他从小致力于搜集南洋图籍文物,是一名督学,也曾任南洋学会主席,和许云樵合作编辑出版《南洋学报》和《马来亚少年》。

他也是商人,经营“南洋书局”。“由于他是书商,经济宽裕,所以能够经常往返上海、长沙、北京和广州等地‘访书’,每年都从各地买了很多书回来,单单家里便藏书一万多册,以南洋研究的书籍居多,包括各语文如中文、英文、日文、印尼文和缅甸文书籍。”

“目前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陈育崧的藏书约7000本,其余3000至4000本留在他自家。他也另外送给我3000至4000本南洋书局里的书,不过多是一些杂志例如《东方杂志》和《南洋研究》。”

叶华芳的藏书“命数”算是其中较好的一个了。他也是研究南洋历史的学者,曾任教于马六甲培风中学。李业霖说:“他藏书整万册,常在《南洋学报》发表文章。1985年他在新加坡杂志《中国学报》上,以英文发表的‘马六甲华人史’,可谓其代表作。”

“叶华芳的儿子在美国念书立业后,接父亲到美国居住,所以他的藏书透过船运,全数载到美国去了。”

藏书楼培养学者

“中国人的藏书历史非常悠久,在商周时代,已有收藏档案、简册的官方机构。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皇家藏书、书院藏书、寺庙藏书和私人藏书,成为中国藏书发展史的四大支柱。”

古代的藏书楼在文化发展史上,曾做出巨大贡献。

李业霖指出:“历代藏书楼的贡献,首先在于它们为后人保存了大批珍贵的文献典籍。”

“其次是为文人学者研读和校勘图书的场所。第三个成就,是培养学者。藏书丰富的藏书楼,可供学者充分利用,批阅研读著书立言。从私人藏书楼演变为公共图书馆,是现代藏书事业的发展趋势。”

“陈育崧有不少明朝书籍,如《西洋番国志》,如今只有北京图书馆有珍本,他珍藏的版本则是仿印原版的明朝线装书,内容讲述郑和下西洋,到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及阿拉伯海时所体验的人情风俗、当地产物和地理环境,由郑和的秘书撰写。另外,他也藏有《新加坡风土记》,是仿制自原装的清朝铅印书。”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廖文辉说,许云樵的藏书《开吧历代史记》是孤本,此书从陈育崧手上得到,陈育崧当时专程从日本带回来,并曾在《南洋学报》上发表,由许云樵作注解。

“新马一带南洋学人的藏书中,有不少书籍已绝版,他们的藏书正好保存了这部份。这些书一旦公开,研究者可从藏书及一些书里的眉批,掌握到学者的研究方向、兴趣、治学理念等。”

“又如许云樵根据其藏书编写而成的《南洋文献叙录长篇》和《南洋文献叙录续篇》,除了有系统地整理其藏书书目外,还有内容简介和他亲笔撰写的书评,至今无人有能力在此基础上做这种整理。”

南院学术研究处主任安焕然则表示:“藏书的价值视个人收藏‘素质’而定,不能以一概全,但旧藏书对学术研究来说,永远是不会嫌它少的。”

专业管理保护藏书

南洋学人在世时,藏书在主人的照料下都有个安身的“家”。陈育崧把庋藏东南亚史地探究的书籍、图籍和文物的书斋命名为“椰荫馆”,以反映南洋特色;许云樵也以“万卷楼”名其书斋。

然而主人过世后,藏书该如何处理?藏书需要维护的成本:空间、专业人员和钱,一个不可缺。又如李业霖所说:“藏书四大厄运:水灾、火灾、兵灾和不孝子孙把书拿去卖”,藏书是心血,丢失了会痛!向社会开放资源、专业管理、物尽其用,应是最理想的做法。

安焕然说:“以许云樵为例,其藏书的命运很是‘可怜’。当时新国政府不重视,民间华团或私人界‘识货’者,往往因‘人为’因素,例如社团的搬迁、华团领导人的改变及私人收藏者本身业务的问题,使其藏书东搬西搬,最终也没什么整理和照顾,更谈不上被后人利用从事学术工作了。”

“我个人看法,以目前的环境,如果这些书是以华文书为主的话,捐赠给华社民办学府,如新纪元、南院、韩江,最为妥当。”

“因为,这些书,一些华团或个人往往会一时兴致来收藏,精神固然令人感动,要持续,恐怕会因人事问题、种种人为因素而无法持续。许云樵的藏书是一例,最近新山陶德书香楼亦是个显例。”

2000年4月,来自新加坡的数万本藏书,从彼岸转到新山百货布匹商工会的顶楼作为藏书之处,此乃新山陶德书香楼成立的源起,但后期这批书置于馆内,缺乏专业管理,亦乏人问津,因此2004年,南院族群研究中心所长郑良树博士献议转移藏书到南院图书馆。

后代西化不了解意义

不过在献书过程中,陶德书香楼与南院在藏书的拥有权和管理权之议案上产生分歧,因为议案第3项内容指出,书香楼希望藏书的管理委员会有5位分别由书香楼和南院图书管理员选出的代表组成,但南院认为第3项议案与献书的第1项议案说明“无条件全部捐献给南方学院”的内容相抵触。此事最后以书香楼通过特大撤销第3 项议案的决定而落幕。

他说:“目前南院的中文藏书有很大部分是公众的捐赠。从1996年至2002年,捐赠南院图书馆上千册以上的人士和单位共16个,包括郑良树、王赓武、陈应德,新加坡退休政治人物李炯才,马华写作人爱薇等。另,学者陈松沾(陈剑)最近也把其2万7000本藏书全数捐赠给南院图书馆。”

“此外,南院的马华文学馆在成立之初,向马大退休教授吴天才,以价值不菲的金额买了其全部的马华文学藏书,作为马华文学馆的基础藏书,是为南院‘镇馆之宝’。马华文学馆的基建运作,对马华文学研究的贡献具有一定重要的意义。”

李业霖说:“希望吉隆坡有个以中文为主的图书馆,以嘉惠学子文人及公众人士。公共图书馆的设立,对华族文化、科学水平和素质的提高不言而喻,会起著重大作用。”

廖文辉却认为:“政府是不可能帮华社做这件事(藏书),除非有特殊机构或企业愿意长年负担这笔费用,否则这些书籍最后多落到民间学院。”

他说,随著新加坡语言环境的改变,许多南洋学人的后代接受英文教育,他们也许不了解这些藏书的珍贵,又或许是不重视,因此他认为华社的自觉非常重要。

“许云樵的部分藏书和书信在晚晴园整修时被随意丢弃,新加坡一位洪姓考古学家知道这些文物珍贵,把许云樵亲笔写的500多封信和论文等从地上一张一张捡起来,现收在新纪元学院,今年8月新纪元将出版许云樵的书信集。”

诚如安焕然所说:“总之藏书不应是藏之名山,或沦为旧报纸般卖掉。藏书是让后人研究、阅读,要‘有人看’,它才有‘活著’的意义。所以藏书的处理,其专业性和如何持续管理保护,以及有人应用,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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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介紹

許雲樵(1905-1981),原名鈺,以字行,號夢飛,別號希夷室主。祖籍無錫,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出生于蘇州。父母早故,賴外祖母撫育成人。他得親友資助,于20年代先後肄業于蘇州東吳大學和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輟學後刻苦自學,矢志于南洋史地的研究,曾先後在《東方雜志》、《教育雜志》等刊物上發表有關暹羅的文章。


民國20年(1931年)南渡新加坡,後又轉往馬來半島柔佛州的新山寬柔學校擔任教務主任。一年後返回新加坡,執教于靜芬女子學校。在《星洲日報》副刊《南洋文化》發表《大泥考》。

民國22年冬,應友人之邀,往暹羅南部北大年(古稱“大泥”)的中華學校主持校務。3年後,因暹羅政府强迫華僑學校改授暹文,改往曼谷國立商科學院講授英文。在暹羅期間,潛心研究北大年歷史,于民國29年底撰成《北大年史》一書,糾正中國古籍將北大年與渤泥牽合之誤。這是他研究南洋史的代表作。民國27年,他辭去曼谷教職,再次回到新加坡,應聘于星洲日報社,與張禮千、姚楠合編《星洲日報》10周年紀念刊《星洲十年》。民國29年春,又聯絡星洲日報社同事關楚璞、郁達夫、張禮千、姚楠以及檳榔嶼的劉士木、上海的李長傅等共同發起創辦中國南洋學會。這是中國學者在海外最早成立的研究東南亞的學術團體。許雲樵爲學會理事,任會刊《南洋學報》主編長達18年,並撰寫中英文論文共60多篇。民國30年初,許雲樵辭離星洲日報社,轉任中正中學高中部教師。民國31年日軍侵佔新加坡,爲了維持生計,他改行與友人合營土産進出口生意。民國34年9月馬來亞光復,他與友人合作創辦華僑出版社,編印《華僑生活》、《華僑經濟》等周刊,並出版《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等書籍。民國35年受聘于南洋書局,主編《南洋雜志》和《馬來亞少年》。

1949年,他辭去南洋書局職務,與友人合資創辦新加坡印鐵廠。後因經營不善而虧損歇業。其時,他曾爲《南洋年鑒》撰寫《華僑篇》,約40萬宇。1957年,許雲樵應新加坡南洋大學之聘,任史地系副教授兼南洋研究室主任。曾于1959年率領該校史地系畢業生赴印度進行旅行考察,回來後著有《天竺散記》一書。6 年後,任滿離職,自辦東南亞研究所,並出版所刊《東南亞研究》,積極培養新一代學者。1964年,應聘任新加坡義安學院院長室秘書兼史地教授,並負責編輯院刊。1968年因車禍折股斷腕,而義安學院又遷址改辦爲工藝學院,他便宣告退休,時年63歲。1970年春,應南洋大學校長黃麗松之約,彙輯《清實錄》中有關南洋史料,加以注釋並編索引。由于左眼失明、年邁力衰而長臥病床。許雲樵平生酷愛圖書,節衣縮食購置中外圖書3 萬多册,其中以東南亞文獻爲多。曾寫出書評《南洋文獻叙錄長編》。他長期從事南洋史地研究,著作甚豐,蜚聲國際,曾被選爲英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副會長以及中國學會副會長。他中文根底深厚,擅詩文,有《希夷室詩文集》、《文心雕蟲集》等行世。于中醫藥也頗有研究,編有《傳統中藥展覽目錄》、《馬來驗方新編》等。新加坡中醫學術研究院聘他爲終身名譽顧問。其主要著作除《北大年史》外,還有《馬來紀年》、《南洋史》 (上册)、 《馬來亞史》 (上下册)、《馬來亞近代史》等。1981年11月17日病故于新加坡,終年7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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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维基百科)


许云樵(1905年-1981年),新加坡著名南洋学家,原名许钰,江苏吴县人。1931年飘洋过海到马来亚,先后任柔佛北大年新加坡等地华文中学教师。后任《星洲日报》编辑,《南洋学报》主编及新加坡南洋大学南洋学教授等职。其代表作为《南洋史》。

著作


  • 赤土国考》
  • 《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峡与地极》
  • 《论立表测纬度》
  • 东南亚地理》
  • 《暹羅王鄭昭傳》
  • 《南洋文獻敘錄長編》
  • 南昭非泰人故国考》
  • 许云樵译:《安南通史》
  • 许云樵译:《马来纪年》
  • 许云樵译:《占城国译语注》
  • 《南洋史》上
  • 许云樵《史学通论》
  • 许云樵,《马来亚史》
  • 《馬來亞近代史》
  • 《北大年史》
  • 《堕罗钵底考》
  • 丹丹考》
  • 《馬來亞叢談》
  • 许云樵等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 许云樵《芳林区街名考》
  • 许云樵《合乐区掌故:合乐路的变迁》
  • 《南洋华语俚俗辞典》
  • 《十五音研究》
  • 《文心雕龙》
  • 《文心雕蟲續集》
  • 《马来亚丛谈》
  • 《南洋歷史年代表》
  •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
  • 《客家人在东南亚》
  • 《新加坡市街华名俗称记录》
  • 《马来亚华侨殉难人名簿》
  • 《星马私会党与洪门天地会的渊源》
  • 《天竺散記》
  • 《许云樵来往书信集》
  • 《世界发明史》
  • 《印鐡十年記》
  • 《姑胥》
  • 《華語聲韵學》
  • 《欧非胜览》
  • 《康泰吴时外国传辑注》
  • 《史学通论》
  • 《黄金半島題本》
  • 《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注》
  • 《癌方药物简释》
  • 《希夷室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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