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來的南洋研究
許雲樵
(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南洋研究何以成為專門學問
「南洋研究」在東方人看來，是一門特殊學問，但在西方人的眼中，祗是漢學家的研究範圍之內的一個部門，因為凡能從事南洋研究的﹐大抵是精通漢學的人士。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原因是一般人把南洋研究的範圍，縮得很小，幾乎專指史地研究，而南洋史地研究的參考資料，又不能不向中國古書堆中去發掘。
其實所謂「南洋研究」，包括一切學術研究在內，不論哲學﹑宗教﹑社會﹑經濟﹑教育﹑語文﹑自然科學﹑應用技術﹑文學﹑藝術﹑歷史﹑地理都可以作專門的研究。不過有許多學問是有共同性的，譬如自然科學內的火山研究，雖然在南洋有作專門研究，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作同樣的研究，地方色彩的意味降低，使人不覺得它是南洋的專門研究。地方色彩最濃的是史地研究，因此一般人常把南洋史地研究作為南洋研究的代表。
這裏所說的南洋研究，是包括一切學術研究，不過筆者因為從事史地和語文三十餘年，對這方面的情形比較熟悉，其他方面不能一一舉出，但並不是說，其他方面不在內。即使就史地來講，所需要的學識也很廣博，因為地理是各種學術的總匯，歷史乃已往經驗的累積，修養不足，無以攻錯。即使單談史地研究，也能反映一般學術的水準。
南洋研究，在歐美是沒有專門名稱的，因為在過去，他們根本沒有「南洋」這一個特殊地域觀念。因此他們不是歸納在漢學（Sinology）內，便算作東方研究的一部分。其實「南洋」，自有其獨立成為一個特殊地域的條件，不當模糊地包含在「大東方」之內。
南洋的所以成為南洋，有天時﹑地理﹑人文，各方面的特徵。南洋地處赤道兩側，「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秋」，沒有隆冬，無慮凍餒，五風十雨，旱潦不作，「得天獨厚」，是它第一個特徵。
南洋幅員廣大，西自緬甸西境（東經92度），東至伊里安島（Irian）中部的亞澳分洲線（東經142度），東西長5千4百公里；北起緬甸北境（北緯29度），南達帝汶島（Timor）南岸（南緯11度），南北廣4千4百公里。島嶼簇聚，多達1萬2千枚，再加上與大陸相連的中印半島和馬來半島，地形複雜，支離破碎，可是在地體構造方面，它是有系統可尋的，有「海西寧運動」（Hercynian Movement）所造成的安南山脈，有「燕山運動」（Yenshan Movement）所造成的印度馬來地塊，有「喜馬拉雅運動」（Himalaya Movement）所造成的緬甸弧(Burma Arc)，巽他弧(Sunda Arc)以及東亞新褶曲山脈帶等，有條不紊地構成一個整體，這是它第二個特徵。
南洋人種龐雜，語言異殊，可是馬來西亞族分佈最廣，散處群島各地，約佔總人口的半數。中華民族散佈在南洋各地的更廣，向有「海水到處，皆有華僑足跡」的成語，同時佈下一個根深蒂固的經濟網，人口1千萬，約佔總人口的6巴仙。印度人雖不及華僑那末眾多，但分佈得一樣廣泛，尤其在古代，將印度宗教思想﹑語言﹑文學，傳播南洋各地，並據地稱王，建立了不少印度化的王國，因此他們稱南洋叫做Dvipantara（洲間之地），也視作一個整體。因此南洋是華印土著三元文化的交流地，這是它第三個特徵。
南洋各國除安南之外，都沒有完整的歷史體系，古代史幾乎全部缺乏，近代史差不多只是歐美列強的殖民史。這又是它第四個特徵。
過去南洋各國的政治經濟呈顯同樣的典型，在政治上是殖民地或變相殖民地，在經濟上有歐洲人企業經濟，有華僑的商業經濟，有土著的個體農業經濟，形成三層樓式的多元社會。這又是它的第五個特徵。
南洋人種龐雜，語言繁多，可是竟沒有一種自創的文字，例如安南語是蒙吉蔑語群（Mon－Khmer Group）的一種，卻採取了漢文﹔暹羅語本是漢泰語系（Sino－Thai Branch）的一種，卻不用漢文而用梵文；印度尼西亞語系是馬來坡利尼西亞語族（Malayo－Polynesian Family），卻採用了阿拉伯文；目前竟沒有一種自創的文字得流通，這又是它的第六個特徵。
有這許多特徵，因此人家便把它當作一個整體看待，南洋研究的所以能成為一門特殊學問，也就是這個理由。
二、50年前西方的南洋研究
南洋研究的展開，雖是50年來的事，但50年前披荊斬棘的先驅者的功績，是不可抹煞的。這些先驅者，在歐美日本是一些特出的漢學家或東方學家；而在中國則是一輩具有先知先覺的地理學家和革命家。歐美日本學者所遺下的研究成績，大部分是文獻的翻譯和考證。翻譯向不為一般人所重視，但是一位真正以嚴肅態度治學的學者，一定先從事翻譯有關的重要文獻，以及外國權威學者的重要論文。前者是我們研究的根據，後者又是我們切磋琢磨的借鑒，都是我們必須獲得的。「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所以在這20世紀，更須溝通東西學術界的聲氣，所謂「學術無國界」，共起同努力。就因為要溝通聲氣，必須把握住語文武器。懂得語文愈多，愈精通，他的治學武裝配備便很完備。所以有成就的南洋研究專家，至少精通好幾種語文，要不然，他將如英雄無用武之地。
法國是歐美漢學研究的中心，因此50年前有成就的南洋研究成績，也得向法國去找尋。在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期，在歐洲學術界最負盛名的是沙畹氏（
Edouad Chavannes）。沙畹是里昂(Lyons）人，自1893年起，便擔任有歷史性的法蘭西學院的漢學教授。由于他的博洽的知識和對華文理解力的優異，把司馬遷的《史記》法譯了三分之一；研究中國古代的封禪而著《泰山志》一書；為討論古代中國的宗教而譯注《西突厥傳匯纂》，使中亞和塞北的歷史有偉大的開發；又因深究內典而翻譯唐釋義淨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宋雲和慧生的《印度行記》，和悟空的《渡天記》；又從大藏經譯出譬喻譚五百則，刊成三大本；又描摹漢代的畫像石而著漢代石刻考。1907年游歷華北各地，刊行《華北考古記》巨著。除了這些，還有散見各大刊物的數十篇論文。這些著譯雖都是他的漢學研究成績，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法譯本于1894年刊行後，便成為歐美學者研究南洋歷史的重要參考書之一。他的成為
漢學大宗師自是必然，本世紀歐美各國的漢學家，幾乎都出他門下。晚年﹐他和柯迪埃（H. Cordier）同任荷蘭萊敦（Leyden）的《通報》（Toung Pao）編輯，因大戰期間太操勞，1918年便易簀，年僅52歲。在他逝世前﹐其所完成的《流沙墮簡附考釋》，是一件劃時代的工作。
在沙畹之前，法國還有一位漢學大師也是不當忘掉的，那是雷繆薩（Abel Remusat），巴黎一位醫生的兒子，身體很弱，但從小即有神童之稱。因研讀傳教師的漢學著作而專攻中國語文，1811年刊行了《中國語言文學論》一書，聲名大振。1814年法國政府在法蘭西學院開設漢學講座，由台薩西的推荐，雷繆薩被聘為第一任教授。這是歐美最早的漢學講座，雷繆薩也就因此成為學術界的泰斗。1821年，他和親友地理學家瑪爾湯和當時居留在巴黎的克拉卜羅等組織亞細亞學會，編印《亞洲學報》，至今還是歐洲的漢學權威雜志。晚年任皇家圖書館（現為國民圖書館）東方圖書部主任和其他要職，1832年，傳染霍亂，不治逝世。其著述極多，法人尊他為漢學開山祖，不是沒有理由的。在他著作當中，有關南洋研究的，是《法顯傳譯注》。
法國西學院第二任漢學教授是尤蓮（Stanislas Julien），自1832至1872年，擔任40餘年。他在中國語言文學﹑哲學﹑宗教等方面都開拓了新境界。名著為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玄奘傳記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譯注，《中國語中的文章法新論》，老子《道德經》英譯本，《梵語的漢字音譯法》，法譯《蠶桑輯要》，和《景德鎮陶錄》譯本，及法譯中國小說等。出尤蓮門下的皮奧（E. Biot）譯注的《周禮》，至今還是歐洲唯一的譯本。尤蓮逝世後，門人聖但尼士（de Saint－Denys）繼任漢學教授，有法譯「離騷」和「唐詩」，但為南洋研究學者所尊重的，卻是他翻譯《文獻通考》中的東南夷和西南夷部分。
由此可見法國50年前有關南洋的研究成績，都是卓越的漢學家偶然乘便做的工作，尚無人作專門研究。
英國漢學的發皇，不會比法國遲，漢學家且有和南洋發生直接關係的，那是1807年倫敦布道會所派遣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從澳門入廣州，傳教之餘，兼習華語，在1815－25年間，刊行了他所編纂的《中國語辭典》（華英）6卷，舉世震驚，歎為空前傑作。1814年他派米遴（William Milne）到馬六甲設華文印刷所，刊印華文聖經，明年又編印《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不但為南洋華文出版事業的鼻祖，也是華文報紙的濫觴。這份雜志自1815年創刊，至1821年始停刊，前後共出574頁，凡7卷。內中除數期為馬禮遜和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梁亞發3人合編外，其餘都出米遴一人之手。所載新聞後來為魏源採入《海國圖志》的不少，也可算是南洋研究的原始資料。
另一位英國的漢學大師是在牛津大學開設漢學講座的理雅谷（Legge）博士。他也是一位教士，因傳道而到中國，苦攻中國典籍，完成了一部不朽的巨著《中國古典》，一直為英國漢學家所取資。這部書將《詩經》﹑《尚書》﹑《春秋左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都譯注了，後來又收入馬克斯繆拉監修的《東方聖典集》中的《易經》和《禮記》的英譯。此外他還有老子《道德經》和《莊子》二書的英譯，收在《東方聖典集》中。
英國布道會之外的傳教師和外交官之間，漢學家也人才輩出，如海軍牧師比爾（Beal），1856至58年英法聯軍侵華時任翻譯官。他是中國佛學研究的開拓者，所譯注的《法顯佛國記》和《大唐西域記》二書，訂正雷繆薩和尤蓮的謬誤不少，為南洋研究學者所重視。他返國後，曾任倫敦大學教授。此外尚有《中國佛學文獻考》及《中國佛教論》，都是權威之作。
在比爾之後有華特士（Thomas Watters），他把比爾所譯的《大唐西域記》詳加研究，另著《論玄奘之天竺旅行》（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一書，死後才由友人為他整理，交由皇家亞洲學會，于1905年列為「東方翻譯基金新叢書」之十五而刊行。華特士本是位領事，也是皇家亞洲學會的會員，其他著作有《中國語概論》等。
至于皇家亞洲學會是英國研究亞洲的大本營。最初，印度研究先驅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于1784年提倡組織了加爾各答的孟加爾亞洲學會，英人又在孟買組織孟買文學學會，到1823年才仿效法國在倫敦成立皇家亞洲學會，後來中國﹑馬來亞﹑孟加拉都設有分會，馬來亞的分會設于星加坡﹑1878年成立，當時名為海峽分會，到1923年才改為馬來亞分會。
另有一位英國領事名叫翟理斯(H. A. Giles) 的，也是一位特出的漢學家，他是繼華妥瑪而任劍橋大學的第二任漢學教授，他的穩健的英國式作風，在極精致的法國式及德國式的學者看來，覺得不甚入眼，但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初，代表英國的漢學家還是他。他很長壽（90餘歲），治學又勤，因此他的著作之多，正有「其書滿架」之慨。他的《華英大辭典》是和他的名字不能分離的那樣有名，大家以為舉世無雙，其實他在詞匯方面，還有不少遺漏，但他的苦心和給予世人的便利是不可否認的。在他逝世之前，仍孜孜不倦地為這辭典三版改訂，雖未能如願而歸道山，但對後學的示範是值得我們稱頌的。翟理斯的著作雖多，但為南洋研究學者所注意的，祗有他兩次重譯的《佛國記》（1877及1923），較之雷繆薩的法譯，比爾的英譯（1869），理雅谷的譯注（1886），都勝一籌。
50年前英國漢學家著作中，影響南洋研究最大的，卻不是真正的英國學者，而是一位歸化的法國人，名拉古柏（Terriende Lacouperie）。他得亨利尤爾爵士的推薦，受聘編述大英博物院所藏的中國古錢目錄，另刊行《巴比倫與東方紀事》雜志，主張最古的中國文化是發源于巴比倫的，中華民族也是從巴比倫遷移到東方的。根據他的主張，他寫了一卷《中國古文化西方起源論》，給予學者不少新的刺激，影響學術界很大，自然現在已時過境遷了。他的倫敦生活，剛和他的說法命運相反，貧困艱苦，後來好容易當了大學教授才得糊口度日。1894年逝世，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是《中國人居住以前中國的語言》一書。他除主張中國人從巴比倫遷來之外，又主張最初的中國人是泰族。他的證據，實在也就是他的謬誤，因為他以為湯放桀的南巢，就是唐代南詔的前身，泰族的最初根據地。他這個玩笑開得不小，各方學者都奉為圭臬，其實南巢與南詔，正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南詔而且並非泰族所建的國家，筆者曾為文詳考。但無論如何，拉古柏影響南洋研究相當大，尤其在泰國方面。
另外有一位皇家亞洲學會的會員祁利尼上校（Colonel E. G. Gerini），雖不能算純粹的漢學家，但卻可稱為50年前惟一的南洋研究專家。他曾長時期停留在暹羅，又通曉多種語文，多方搜集參考圖籍，專心從事《托利彌地理志東亞之部的研究》（Researches on Ptoley’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一書的著述。這是本世紀初南洋史地考證空前的鉅著，除卷首長序（22頁）外，正文（835頁）及索引共945頁，後附地圖一幅，提要表格11幅，1909年由倫敦皇家亞洲學會及皇家地理學會聯合刊行，列為亞洲學會專刊（Monographs）之一，但他的初稿早在1897年即開始在皇家亞洲學報（JRAS）刊登，可見他至少化了十幾年的光陰，去著作和刊行。書中華文﹑希臘文﹑梵文﹑暹文﹑緬文﹑馬來文等錯雜字行間，增加不少刊印上的困難，但也可看出他的博洽。他不但把托利彌地圖上每一個地名予以考證，同時也把中國載籍中的南洋地名一一考証，雖則論據祗憑對音，不很完善，但他的用功之勤，搜羅之廣，啟發後學，實非淺鮮。因此，不僅在50年前哄動一時，就在目前，南洋的歷史地理學者似有不讀這部鉅著，便沒有資格談史地考證之感。嚴格說，祁利尼的考證祗可參考，不宜輕易信從，他的片面論斷易導人誤入歧途，但也有不少論斷，方法雖不妥，結論卻可取。
德國的漢學也不遲，發創于19世紀初，但影響南洋研究的學者，卻是遲至本世紀初始嶄露頭角的夏德（Friedrich Hirth）。夏德受教育于德國，壯年東來，任職中國稅關，研究中國文化。他的興趣在東西交通和貿易的歷史，中國的繪畫和陶器﹑玻璃等工藝，範圍很廣，有許多著作行世。1902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設漢學講座，他應聘為教授，達20餘年之久，對美國的漢學貢獻很大。他的著作不勝枚舉，對南洋研究有關係的是《大秦全錄》（中國與羅馬領東方），以及和美國人柔克義(W. W. Rockhill) 合作的《諸蕃志譯注》（1911年刊行于聖彼得堡）。晚年歸國，退居茂亨，優游林下，到70餘高齡才逝世。
最早正式研究南洋的是荷蘭。1781年荷蘭人在爪哇的巴達維亞成立巴達維亞學藝協會，是南洋一切學會的鼻祖。他們研究的範圍很廣，又有政府作後盾，因此成績卓著。所可惜的是，他們所編印的學報和專刊都用荷文，因此不能普遍傳佈，但後來在本國萊登所刊行的漢學權威雜志《通報》，便不限定用荷文，英文﹑法文﹑德文都可以，甚至有華文文獻。1890年起，《通報》由荷蘭漢學大家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主編。施列格（1840－1903）壯年曾旅居廈門和廣州等地，精通華、英、法語文，後受荷印攻府聘任漢文翻譯官，就在爪哇著作《天地會研究》（英文）一書。晚年返國就任萊登大學漢學教授，用英﹑法文在通報發表的論文不少。還有一位葛路耐（W. P. Groeneveldt）著有《南洋群島文獻錄》（英文本），1876年出版于吧城；他是將中國載籍中有關南洋的史料，憑他所知譯為英文，並予考釋。其初期作品，不免訛誤，但頗難能。
由上述的事實證明，50年前西方的南洋研究，祗是漢學的旁支，像祁利尼那樣的學者是很難得的。
三、50年前東方的南洋研究
照理，西方的南洋研究既是漢學家的副產品，那么東方的學者研究成績一定不錯，尤其是中國的學者，但事實上大謬不然。南洋雖是一個中國名詞，中國學者有關南洋的著述，完全抱「海客談瀛」的態度，興之所至，隨手筆錄，一鱗半爪，不成體系，自然談不上研究。早期著作，以1820年楊炳南筆受的謝清高《海錄》為斷，《海錄》之前的著作，都列入文獻，不入
研究範圍內。《海錄》之後涉及南洋的著作，大抵可分為三類︰(甲)地志，(乙)行紀，(丙)叢鈔，所謂「輿地門」的著作︰
（甲）地志中最早而又最著名的，是魏源（默深）的《海國圖志》，成于1842年（60卷），以林則徐所譯的《四洲志》為藍本，後再補充（40卷），1852年刊于高郵。書中廣徵博引的參考資料，大多採自當時的輿地著作，以及新書雜志，米遴所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的資料，因他的徵引而得保存吉光片羽。魏源另有《聖武記》一書，雖說是為歌頌乾隆帝的武功，可是他也涉暹羅和緬甸的史事，所以也為南洋史家所注意。
和魏源同時的福建巡撫徐松庵所著的《瀛寰志略》，費了5年光陰，1848年刊于福州。清代典籍徵引很博，但僅十卷，魄力不及魏源，但後者先有藍本，情形不同。兩書互見的引文很多。不過這書也是受西人的影響而編著的。
此外，有盛慶紱的《越南地輿圖記》，李鍾玨的《新嘉坡風土記》，力鈞的《檳榔嶼志》，任壽華的《南洋通志》，吳其禎的《緬甸圖說》，以及清季學部編譯圖書局所編印的《阿達曼群島及婆羅島志》，《暹羅國志》，《緬甸志及各國志》，《爪哇及蘇門答拉志》等，和姚文棟所譯《安南小志》等等，數量雖也不少，但除前5種外，大多以西人典籍為藍本，以考據家眼光看，價值不高。
（乙）行紀大多是出使日記之類，目的不在研究，祗是一時興會，或告慰親友而作，但可考見當時的社會實況，也是寶貴史料。據筆者在《南洋文獻敘錄》所收的行紀，計有︰
賈臻撰︰《護越南貢使日記》1卷，咸豐時刊）
張煜南撰︰《海國公餘輯錄》(1885年刊)
張德彝撰︰《航海述奇》（4卷）﹐《隨使日記》（1卷）
斌椿撰︰《乘槎筆記》（1866年記）
潘飛聲撰︰《西海紀行》（1卷，1887年刊）
鄒代鈞撰︰《西征紀程》（2卷）
黃懋材撰︰《西酉日記》（4卷，1878年）
馬先登撰︰《護送越南貢使日記》（1卷，1869年刊）
《再送越南貢使日記》（仝上）
劉錫鴻撰︰《英軺日記》（1876年刊）
姚瑩撰︰《康酉紀行》（16卷，1844年著）
周正朝撰︰《履勘滇邊事記》（稿本）
黃可垂撰︰《呂宋紀略》（1卷）
葉羌鏞︰《呂宋紀略》（1820年後撰）
王韜撰︰《漫游隨錄》（同治間刊）
馬建忠撰︰《南行記》（1卷，1881年撰）
吳廣霈撰︰《南行日記》（同上）
姚文棟撰︰《南槎四種》（4卷，一名《姚氏四種》）
陳徽言撰︰《南越游記》（3卷）
錢德培撰︰《歐游隨筆》（2卷，1883年後刊）
徐建寅撰︰《歐游雜錄》（1879年記）
吳光撰︰《使交錄》（1卷）
郭嵩燾撰︰《使西紀程》（1卷，1876年記）
薛福成撰︰《出使英法義比日記》（6卷，1889至91年間事）
曾紀澤撰︰《出使英法日記》（2卷，1878年事）
王芝撰︰《漁瀛臚志》（6卷，1871年事）
徐延旭撰︰《越南輯略》（2卷，1877年刊）
以上所著錄的書目中，祗有134種是專記南洋的，大部分卻是道出南洋而有一鱗半爪的敘述而已。
（丙）清季讀書人有一種風氣，以研究輿記為時髦，魏默深﹑徐松庵﹑林則徐﹑王錫祺等，都是這一流，而以王錫祺魄力為最雄渾。王氏輯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一書，正編十二帙，64卷，1千2百種（輯于1877－91年）；補編仍分12帙，僅58種（成于1894）；再補編1百另8種（成于1897）。集清代輿地譯著之大成，惜混雜割裂，且不注明原引書名，不無可病，惟若干文獻得以流傳，未始無功。其中有關南洋的著譯，計有專著22篇，闕名雜著17篇，譯書12種。50年來中國學者從事南洋史地考證的，幾乎不能沒有此書。
以上這三類的著作，都不能稱為真正的研究工作，他們祗做了搜集資料的研究準備工作，他們都沒有正式研究。正式做研究工作的，是另一批人，最早而又最成功的，是沈曾植。沈字子培，號乙廠，晚號寐叟，嘉興人，光緒庚辰（1880）進士，官至安徽布政使，著有《海島廣証》一卷，也就是《島夷志略廣證》。他這部雖仍用老式考據方式，可是比《四庫全書考證》的只在字的異同上著眼進步得多了，因為他也考證它的內容史實。沈氏又有竄改原文的習氣，因此我們引用時極宜審慎。但無論如何總算是中國學者對南洋研究的貢獻。
其次是陳士芑的《海國輿地釋名》（1902年刊），在目前雖已失時，但在50年前卻是非常出風頭的。
本世紀初對南洋研究聲勢最大的是丁謙的各史外國傳地理考證11篇。他的考證工作雖不是專為南洋而作，但各史外國傳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南洋各國，因此他這部工作和英國祁利尼的研究一樣，正是扛鼎力作，可是他的考證方法是很落後的。到現在﹐已不再有人願意徵引他的說法了。他這部書是1915年才收在浙江圖書館叢書內刊行的。 50年來﹐有不少人引用它，根據它。
總之，50年前，南洋研究在中國尚未萌芽，我們雖有這幾部專門著作，在他們心目中，並沒有甚麼南洋研究的概念，正和歐洲的漢學家一般。至于日本，自也不能例外，有關南洋的著作，也是漢學家的副產品，如馳譽歐洲的高楠順次的英譯《南海寄歸內法傳》(1896年刊），便是最好的例子。南洋古代史的原始資料，都在中國古籍中，不通漢文，無從下手，可是中國學者竟不知利用，即如翻譯，也拱手讓外國學者越俎代庖，實在有些說不過去。
日本50年前的漢學研究中心是在東京，以帝國大學的史學會為大本營，明治22年（1889）創刊的《史學雜志》便是日本漢學研究心得發表的權威刊物，能和巴黎的《亞洲學報》﹑倫敦的《皇家亞洲學報》﹐相提並論，不過範圍稍狹而已。
四、50年來法國學者的貢獻
50年來的南洋研究，在西方仍以法國為祭酒，博洽而又精深的漢學大家不絕的產生，有關南洋的著作，為全世界所重視，即使是荷蘭萊登白列爾(E. J. Brill)所刊行的《通報》，也不得不借重法國的漢學家。50年來法國的南洋研究，是由沙畹開端的，配上一位梵文大師烈維（Sylvain Levi），正如虎添翼，傳譯考證，無往不利。
歐洲各國的南洋研究，除漢學家偶一涉獵外，無可諱言的，都是以本國在南洋的殖民地為對象的，法國自亦不能例外。法國自1885年佔領越南後，即展開越南研究，1898年成立「越南考古學會」，到1900年，因考古學範圍太窄，便改組為「遠東博古院」，2年後河內的院址建成，便展開考古學﹑人類學﹑史學﹑地理學，以及南洋各種語文的研究工作。50年來人材輩出，法國著名世界的大學者，都是該院出身的，如伯希和（Paul Pelliot），馬思伯樂（Maspero），鄂盧梭（L. Aurousseau），戈岱司（George Coedes）等，成績斐然，光芒萬丈。
遠東博古院的總部設在河內，並有大規模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分院設于高棉、永珍和順化。高棉以研究柬埔寨文化為對象，永珍以探討寮國文化為中心，而順化則和河內一般，集中人才專攻中國和越南的文化。至于人種學研究，則有芽莊和班美篤兩個據點，而在峴港也設有博物院。越北的萊州，寮國的鑾巴剌邦和川壙，都設有臨時研究站。戰後情勢轉變，該院總機關已自河內遷至西貢。
他們50年來的研究，博大精深，為任何國家在南洋所不及。他們的研究人員，不辭一切艱辛，從事考古發掘，描摹斷簡，蒐羅殘碑。他們的工作地點，遍佈在越南和暹羅，多至數百處。他們又從印尼學到了考古學上的一種新技術叫做「分析重建術」（Anastylosis），利用古廟殘碑，或遺物碎片，重新拚湊，恢復原狀，除了在銜接處加些士敏土或其他膠質之外，一切仍舊。至于地下發掘工作，比任何國家做得更普遍，最努力的是馬勒立（L. Malleret），他在越南工作了40餘年，發現扶南故址是他顯著的一件成就。
該院自1901年起編印院刊（BEFEO），迄今已達60卷，厚實的篇幅，博洽的文章，是南洋任何國家所望塵莫及的。執筆者都是第一流的漢學家和越南研究專家，其中最特出的幾位，都是名震寰宇的大學者，這裏不能不予以簡略的介紹︰
伯希和是「俊才中的俊才」，「世界之寶的大家」，出身于遠東博古院，當義和團事件時，閉居北京，有勇敢名。1906至09年，作中亞考察時，在敦煌千佛洞發見古書古畫，震驚全球。後來在法蘭西學院第一任中亞史學及考古學等講座。他精通中國語文，博覽中國國學典籍，在全歐美無出其右，即使中國和日本的學者，也難與頡頏，因為他兼通蒙古﹑土耳其﹑西藏及安南等語文，又能自由閱讀俄國的文獻，英法德文更不必說。他擁有這麼多的治學武器，因此他考究任何一門專題，無往而不利，發表任何一篇論文，舉世傾倒。他除擔任法國國內的高級學術機關重要職務，如索爾蓬奴中國研究所指導之外，也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為訪問教授（Visiting professor），年隔一年的在大西洋上往返去講學；同時又和一位荷蘭學者共同受聘為《通報》主編，十數年間直揮其如椽之筆，在該刊物發表精闢的考據文章。他所發表漢學論文不勝枚舉，其有關南洋的名著曾經馮承鈞譯為漢文的，計有《鄭和下西洋考》，《扶南考》，《交廣印度兩道考》，《真臘風土記箋注》，《諸蕃志譯注正誤》，《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譯注正誤》，《中國載籍中之賓童龍》，《關于越南半島的幾條中國史文》等，他雖于戰時作古，可是他的不朽之作，和他的榮譽常存在世界學術界，為人稱道不衰。
其次當推馬思伯樂一門三傑，他們正和中國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蘇相仿。老馬思伯樂名卻斯東，先世是意大利人，是《古代東方各國史》三部作品的著者，在歐西學術界頗負盛名。他的兩位公子更是出類拔萃的大家，長名亨利，也是遠東博古院出身，後承繼沙畹為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教授。他的中國音韻學的造詣和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全球景仰；對于安南史的成就，也和伯希和一樣，為世所重，他的文章雖多，但為馮承鈞譯成華文的，祗有《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李陳胡三氏時安南國之政治地理》等二三篇。他的弟弟名喬治，是占婆史研究專家，他的《占婆史》是部不朽之作，將中國載籍中鉤稽出來的史料，和斷碑殘碣上所摹拓下來的梵占吉蔑等文字，零星殘闕，綴拾成書，整理考訂，煞費苦心。鄂盧梭雖曾于院刊第14卷第9輯發表《占城史料補遺》，尚嫌他所裒輯中國史文未周，但到目前還沒有人能作更詳盡的占婆史，並且較之1893年艾慕涅(Aymonier)所發表的《占婆史》已有長足的進步。至于他其他的論文已經馮承鈞漢譯介紹的，也只有《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及《秦漢象郡考》一二篇而已。
鄂盧梭是巴黎東方語言學校出身，同時也是沙畹的高足，1911年到安南服軍役，後來調到河內遠東博古院任教，自院士升教授，最後幾年做了院長，1928年回國，次年初病世。他的著作雖多，但都是短篇的考證，正式的著作為《秦代初平南越考》。該書的主要貢獻，是校正喬治馬思伯樂1914年所發表的象郡考，以40年來討論不決的林邑古都，也經他考出是在廣南省濰川縣的茶蕎地方，考古發掘所得，證明他的論斷不誤。
戈岱司是一位怪傑，在歷屆遠東博古院的院長中，他是惟一精通中印半島比較文字學的，他曾用暹文著《泰文源流考》一書，詳考暹緬吉蔑等文字的源流，又曾為暹政府整理所有出土的古碑文，刊成兩鉅冊，貢獻暹史研究實匪淺鮮。他對南洋史的研究貢獻也很大，憑他廣博的語文知識，對室利佛逝（Sri Vijaya）史事的考證，卓犖不群，為各大家所服膺。他自1918年在院刊發表《室利佛逝考》之後，繼續不斷的搜求新資料，撰寫論文，數十年如一日。可惜他的論文被漢譯介紹的極少，僅是馮承鈞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中的一篇《真臘風土記補注》而已，那是憑他精深的語文知識，根據暹羅吉蔑等語，為伯希和的箋注作補充的。
此外還有一位大家，雖和遠東博古院沒有關係，可是在南洋研究的歷史所不能遺漏的，那是經常在巴黎亞洲學報上發表南洋史地考證的費琅(Gabriel Ferrand)。他是一位特出的語言專家，精通阿剌伯文﹑梵文﹑巴利文﹑大穆文（Tamoul）﹑吉蔑文﹑暹羅文﹑波斯文﹑爪哇文﹑馬來文，以及英法葡等泰西語文，祗是不懂華文，因此他的考證中國史籍大多根據譯本。1919年在亞洲學報上發表的《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1922年又發表《蘇門答剌古國考》，都是他的卓越成就，業經馮承鈞譯為漢文出版。早在1913及1914年所刊行的《大食波斯突厥文遠東地志行記》，還沒有人能譯述。他另有幾篇短小精悍的考證，如《南海中之波斯》，《葉調斯調與爪哇》，《蘇門答剌島名之最古記錄》，《瀛涯勝覽中之麒麟》等，也經馮氏譯出，大開中國學者的眼界。
戰後，法國學者的越南研究，也跟他們的殖民地一樣走下坡路，博古院光芒萬丈的成績已成陳跡，南北越分治之後，更難有作為了。
五、50年來英國學者的貢獻
英國學者的南洋研究，在50年前已逐漸和漢學分歧，不像英國的學術界一直是漢學家的天下。英國學者研究南洋的大本營，就是倫敦的皇家亞洲學會和東方語文學校，但並非專門研究南洋。他們也研究中國﹑印度和西藏等。英國的南洋研究，當然也不能例外，是研究她的殖民地──馬來亞，北婆羅洲和緬甸。
馬來亞研究是由星加坡的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所主持。該分會是1877年11月4日，由何斯副監督（Ven’ble Archdeacon Hose），符漢（J. D. Vaughan），財政曷巫英（The Hon’ble C. J. Irving），史京納（A. M. Skinner），但尼士（N. B. Dennys），畢麒麟（W. A. Pickering），葛萊（A. Gray），赫維（D. F. A. Hervey），和二位麥思威（W. E. Maxwell & F. Maxwell）十人出席發起成立的，次年起創刊學報，年出二冊。到1923年稱馬來亞分會時，已出學報86冊。改組後每年出一卷，每卷三冊；到1942年因戰事停刊，1947年復刊，每年出34冊不定。
這一份學報所研討的范圍，並不限于馬來亞，也包括英屬婆羅洲各區在內，也不限于歷史，一切科學和文學都得發表。80餘年來刊載了不少鞭闢入裏的傑作，近50年來，更出了好多位權威學者，例如溫士德爵士(
Sir Richard Olaf Winstedt)，林尼漢博士（Dr. W. Linehan），白德爾爵士（Sir Roland Braddell），衛金蓀（R. J. Wilkinson），希勒別牧師（The Rer. Dr. W. G. Shellabear）等，其中除衛金蓀之外，全都當過會長。
溫士德是Oxon大學文學博士，在文官制度下，就任柔佛高等顧問官，專攻馬來文及馬來亞史，著作最多，發表于海峽分會學報的論文，自1909至1922年凡54篇，而發表于馬來亞分會的，自1923至1955年凡75篇（與人合作的不計），大致可別為馬來語言與文學，馬來民俗與法律，馬來亞歷史與考古三類，而以歷史方面為尤多。其中包括他的得意之作《馬來亞史》﹑《馬來文學史》﹑《柔佛史》﹑《森美蘭史》﹑《雪蘭莪史》﹑《霹靂史》﹑《吉打史考》等專書。1927年由牛津大學印行的《馬來文法》（英文本），到目前還沒有比它更好的出版。因為在目前雖已有不少新出版的語法書，可是像他那樣從語源﹑語音﹑切音﹑詞品，一直到文章作法與風格等體系完整的書，就祗這一本。戰後他也出了好幾本有關馬來亞和馬來人的歷史書，但惟一的遺憾是他不懂華文，並且把中國載籍中已經譯成英文的資料也忽視了，致使他寫來寫去，祗是近代史而已。但自然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對馬來亞歷史語言研究的歷績。
對馬來亞古代史研究最有貢獻的是白德爾爵士。白爵士在馬來亞是著名世家，他的祖父1844年到檳城種植甘蔗，1849年因業務失敗而入東印度公司，1859年起當律師，後來就任為律政司。在當時老白德爾是位馬來研究專家，搜集了不少中國載籍中的資料，用他自己發明的古怪速記寫下，在他1883年去世後，只有老友白克萊（Buckley）能看得懂，後來就根據他的資料寫成《星加坡軼史》（Anecdotal History of Singapore）。白德爾的父親也是位律師兼著名學者，自1879到1917年居留在星加坡，晚年曾任馬來聯邦大法官。白爵士本人幼年于1905年蒞星，也克紹箕裘為著名的大律師，有志于馬來亞古代史的探究。1919年自由西報于紀念開埠百年而編纂《星加坡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白氏也被聘為三編纂之一。他的重要作品為《馬來亞古史研究導論》（刊于1935至41年的馬來亞分會學報）和《古代馬來亞考》（刊于1947至51年的學報）兩篇長文。他雖不諳華文，但對中國載籍中的資料非常重視，凡有英法文譯本的都充分予以利用，而對筆者的意見尤為尊重，曾一再在文中聲明，認為筆者的語文知識和生活環境為校勘英法譯文的有利條件，值得信從。他年事雖高，但仍孜孜不倦地研究馬來亞古代史上的疑難問題。近年他在馬來亞大學地理學系所編印的《馬來亞熱帶地理學報》（The Malayan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Vol.9）所發表的《摩賴耶洲考》(Malayadvipa），和《馬來亞歷史》學報（Malaya in History）所發表《最古的吉打》（Most Ancient Kedah），依舊寶刀未老，領袖群彥。他自1913年參加學會，1936年被選為理事，1938年升任副會長，1948至51年為正會長，翌年推為榮譽會員。他的論文雖發表了不少，可是刊印的單行本祗The Lights of Singapore一本通俗書，不過「深人無淺語」，依舊是一本深入淺出的散記。馬來亞大學成立後授予榮譽文學博士頭銜，是目前馬來亞學術界最年高德劭的一位。
和溫士德爵士並肩作馬來語文研究的是衛金蓀氏（Richard James Wilkinson，1867－1941）。衛氏是一位領事的兒子，幼時居留在西班牙，1889年起，到馬來亞來供職，1903年任吉隆坡提學司，後升森美蘭參政司，1911年調星加坡輔政司，1916年離馬就任西梁（Sierra Leone）總督5年，他一直後悔因此而離馬來研究基地。他曾寢饋于馬來語文研究，花了40年的光陰去編纂一部巫英大辭典，他對歷史的興趣也很濃厚。他在學報上所發表的23篇論文，大多是有關歷史研究的，而且是最早用科學方法整理馬來史料的人。他所創刊的《馬來研究叢稿》（Papers on Malay Subjects），當時能和以前檳城羅干所編的《印度群島學報》（Journal of Indian Archipelago）齊名。在這叢稿中，包括一本極有價值的《沙垓字匯》（Sakai Vocabulary）。他和溫士德合作編的《馬來班頓集》（Pantun Malayu），到目前還沒有比它更好的集子，卷首一篇導言既精彩，所收的詩又豐富，卷末且注明出處和流行地，這是任何其他集子所不及的。他在1941年戰時逝世，到1947年學報復刊才發表溫士德為他寫的〈訃聞〉（Obituary）。
對彭亨方面作專門研究的是林尼漢博士，他是該會改稱馬來亞分會時加入的，一直發表有關彭亨的史料和考古發現，到1936年才水到渠成刊行他的《彭亨史》。關于單馬令的考證，他提供的史前資料最多。光復後，他曾任正會長2年。另一位情形和他相似的任子（Anker Rentse），以吉蘭丹州的顧問官身分專治《吉蘭丹史》（1934年刊），成就似乎不及前者。不過這兩位有個共同點，（一）同以顧問官身分，利用近水樓台的有利條件，作當地歷史的探討，（二）兩人都不能利用華文載籍中的資料，補充史料的不足，以致馬來亞古史研究，拱手讓白德爾爵士獨步當世，即淵博如溫士德也力有所不逮。
希勒別是一位傳教師，對馬來文羅馬化的功績不少，在海峽分會時代發表過好幾篇有價值的論文，如《Baba馬來語》，《馬來語拼切的改進》，《馬來最古文獻提要》等，他所音譯的《馬來紀年》和《室利羅摩》（Sri Rama）更為重要，巫文學校都採為教材，流傳頗廣。他也編過一本簡明巫英字典。
以上限于歷史語言的研究，至于其他方面，考古學有威爾斯博士(Dr. H. G. Quaritch Wales)﹑卡倫飛爾博士（Dr. P. V. van Stein Callenfels）﹑推棣(M. W. F. Tweedie)等，植物學有列德萊（H. N. Ridley）﹑勃其爾（I. H. Burkill）﹑霍敦（Prof. R. E. Holttum）等，動物學有謙先（F. N. Chasen）﹑克洛士（C. Boden Kloss）等，地質學有衛爾蓬（E. S. Willbourne）﹑史克利弗諾（J. B. Scrivenor）等，歷史地理學有米爾士（J. V .Mills）﹑惠德禮（
Prof. Paul Wheatley）等。其中勃其爾的《馬來半島經濟植物辭典》兩巨冊，霍敦的《風蘭》（The Orchid）一巨冊，都是空前的巨著。
另有幾位雖與該學會有關，但其大部分的著作發表其他機構的學報者，如馬來語文專家白剌頓博士（Dr. C. O. Blagden,1864-1949），1888年東來服役于星加坡和馬六甲兩地，1897年因病退休。翌年入葛萊氏法學院（Gray’s Inn）肄業，2年後執業為律師。1917年受任倫敦大學東方研究院巫文講師，繼擢升副教授（Reader）及院長，最後被選為研究院士，嘗數度被推為皇家人類學會及皇家亞洲學會的副會長。著作頗多，除單行本外，大多刊載在倫敦和星洲的皇家亞洲學報並東方研究院院刊。筆者曾自院刊譯載他和愛德華（E. D. Edward）合著的《滿剌加國譯語注》和《占城國譯語注》二文于《南洋學報》。他的興趣和成就和衛金蓀相仿，不過他比較長壽。
還有一位是鼎鼎大名的羅干（J. R. Logan），蘇格蘭Berrywell人，他所編輯印行的《印度群島學報》，學者常喜稱它作「羅干學報」，可見他和該學報是怎樣地分不開。他自1839年到檳城，就此卜居下來。1847年他在星洲便出版一種學報，專門研究南洋及東亞，到1862年止，一共出了12卷，當時的售價全套20英鎊。每卷都有230篇論文，雖不完全是他所寫，但他寫的最多。他雖是馬來亞一百年前活躍文壇的人物，但馬來亞的史地研究，受他的影響最大，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的學報，內容由他的學報脫胎而來。他的勤奮，他的博洽，為當時旅馬歐人所傾倒，推崇他和開闢星洲的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和英譯《馬來紀年》的萊敦博士（Dr. John Ledyen）以及編著《印度群島辭典》（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 Adjacent Countries,1856）的克勞馥（John Crawfurd）等齊名。
六、50年來荷蘭學者的貢獻
荷蘭的漢學本不及英法德各國，但荷蘭萊登（Leiden）卻有全世界最負盛名的漢學權威雜志《通報》（T’oung Pao），它雖是E. J. Brill公司所出版的一種營業性質的雜志，但其中學術地位卻高過全世界任何一國的漢學學報。在萊登還有一所漢學院，創辦人兼首任院長便是荷蘭漢學家中對南洋歷史研究最有貢獻的戴文達教授（Prof. Jan Julius Lodewik Duyvendak）。
戴氏1889年生于荷蘭的哈林根（Harlingen），1908年入萊登大學研究荷蘭文學，後來放棄，改修漢文，2年後往柏林和巴黎求深造，從漢尼志（Haenisch）及馬思伯樂（Maspero）繼續研究漢文。1912年往北京，任駐華公使的翻譯，于是他趁此機會專門研究漢文6年，出版了幾本有關中國的荷文著作。翌年回國任萊登大學漢文助教，那時他還沒有學位，但後來他在一天內考得兩個學位，上午得文學士，下午得文學碩士。1928年得中國文學及哲學博士，他的論文是用英文寫的《商君書》譯注。1930年升任正教授，又和伯希和共編《通報》，並和他輪流年間一年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訪問教授。荷蘭皇家科學院選為院士，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和美國東方學會都請他做榮譽會員，美國布林士登大學和牛津大學都贈他榮譽博士。他在《通報》所發表有關南洋研究的論文雖祗四篇︰（一）《馬歡書之再檢討》，（二）《15世紀初葉中國人海上探險之確切日期》，（三）《中國人之發現非洲》，（四）《西洋記隨筆》，都是考證鄭和下西洋的有價值論文。他逝世于1954年，享壽60有5。由于他的逝世，荷蘭漢學界頓形失色。
荷蘭也與英法等國一樣，對南洋研究，祗是限于荷屬東印度而已。1781年創立的巴達維亞學藝會，百餘年來該會學報所發表的荷蘭學者對荷印研究的論文不計其數，所可惜的，都用荷文寫作，流傳不廣。例如蒙士（Ir. J. L. Moens）在1937年發表一篇革命性的史地考證論文Srivijaya, Yavaen Kataha（室利佛逝，耶婆及迦吒訶）在該會學報（Tijdschrift Voor Indische Taal-Land-En Volkenkunde, Deel Lxxvll-Aflevering3, 1937），將費琅﹑伯希和﹑戈岱司﹑沙斯底利（N. Sastri）等權威學者的考證都否決了，他主張室利佛逝的國都隨時代而遷徙，因此數十年來的定論都動搖了，可是不諳荷文的學者，要等到1940年斗志（R. J. Touche）簡譯作英文，發表于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的學報上（17卷第2輯），才得知道。這篇論文的力量是很大的，厭舊喜新的人都當作武器，向人亂砍，但老成持重的學者，則冷靜地分析他的說法，于是學術界的一度騷動漸歸平靜。
七、50年來美國學者的貢獻
菲律賓方面，高等教育最為發達，對于菲律賓史的研究，極為普遍，但限于史前及近代史而已，古代史尚付闕如。史前史以美國人皮也爾（H. Otley Beyer）為最著，他的治學範圍很廣，考古人類學﹑民族學方面都有著作發表。至于近代史方面，因為文獻大多是西班牙文，因此50年前西班牙人治史而有成就的特別多。談西班牙時代（1521-1898）史料文獻的，要推雷大那（Wenceslao E. Retana），和他同時的著名西班牙籍歷史學家有磨伽（Antonio de Morga），巴爾獨(Pardode Tavera)等。在他之前的史家，當以16世紀末葉的略士柯洛內爾(Fr. Hernandodolos Rios Coronel)，17世紀初葉的季利諾（Fr. Pedro Chirino），18世紀中葉的康色軒（Fr. Juandela Concepcion），19世紀初葉的崇尼伽（Fr. Joaquin Martinez de Zuniga）等為最著。1898年西班牙人把政權讓給美國人後，情形便大變，菲史研究的工作也轉移到美國人手裏了。
本世紀來美國人治西班牙時代菲史的，當推白萊爾（Emma Helen Blair）與羅伯遜（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1873-1939）合纂的《菲律賓群島》一鉅著為巨擘，全書55巨冊，每冊約340頁，自1903至1909年由克里夫蘭（Cleveland）的克剌公司（The A. H. Clark Co.）印行1千部，截止至目前可說是空前絕後的菲島史料巨製。書中搜羅公元1493－1898年間，所有有關菲島的西﹑葡﹑法﹑意﹑英﹑華文史料，編譯成52鉅冊，另一鉅冊為參考書目，二鉅冊為索引。羅白二人為夫婦，羅氏曾遍歷歐西各國搜集菲島史料，與白女士合作編譯此書。白女士為美國威斯康星（Wisconsin）州史學會原稿組主任兼編輯，羅氏原為哲學士，此書編成，1906年獲母校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1910年任菲律賓圖書館首任館長，1915年再受菲島博覽會的金質獎章，南大史地學系副教授吳景宏先生曾在菲島將該鉅著中有關華僑的史料鉤稽出來，發表在《南洋研究》第1卷。
由羅氏夫婦開始，美國人便對菲史作學術進軍，對古代史比較注意的克賴格（Austin Claig），例如1914年在馬尼拉刊行的兩本書︰《西班牙時代以前的菲島》（Pre-Spanish Philippines），與《西班牙人東來前一千年間之菲島史》（A Thousand Years of Philippine History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Spaniards），1925又印行了《西班牙時代前菲島史及菲島民族主義的起源》（Pre-Spanish Philippine 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Philippine Nationalism），明年又刊行《南亞及東亞》（South and Eastern Asia），以後還繼續出版有關近代史的著作。伽郎(Zoilo面M. Galang)于1933年編印的《菲島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the Philippines）十大冊，也是一部鉅著。目前被推為菲島史學權威的新派是亞剛西利歐(Agoncillo)，舊派有查夫剌（N. Zafra）和賽地（Geogorio F. Zaide）2人，都可謂著作等身。
菲島也和南洋其他國家相同，缺乏古代史，而且情形更慘，因為其他國家還可以乞靈于中國載籍，鉤稽一些史料出來，菲島卻因與大陸隔離，中國載籍中有關南洋的史料雖多，但涉及菲島的卻寥寥無幾，而遲至宋代才有些文獻可供考證之用。因此漢學家也不能多幫忙，何況新興的美國，漢學遠不及歐洲的發達。自1902年德國漢學家夏德到哥倫比亞大學開設漢學講座後，美國才有人治漢學。和夏德合作譯注《諸蕃志》的柔克義（W. W. Rockhill），可推為第一位美國對南洋研究有貢獻的漢學家。他還在《通報》上譯注汪大淵的《島夷志略》(Description of the Barbarians of the Isles）。他曾任駐華大使，1914年將再度就任時，途中歿于海上。
哥倫比亞大學不單是漢學的首創，也一直執美國漢學的牛耳。戰前常請法國的伯希和和荷蘭的戴文達為訪問教授。後來
哈佛大學和北平的燕京大學聯繫起來，設立哈佛燕京研究所，工作展開，氣魄和貢獻都有後來居上之勢。近20來加利福尼亞大學﹑耶魯大學﹑康乃爾大學和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等，都急起直追，而且側重南洋和華僑研究。各大學的華文圖書以及國會圖書館的數十萬冊漢籍中，不少珍本﹑方志﹑叢書等，尤為豐富，對漢學家的貢獻頗大。
美國人對南洋的研究，因菲島已獨立，故不再拘于一隅，擴大範圍，研究南洋各地，而所注重的是各國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每年都資遣懂華文的學者到南洋作實地考察，並搜集資料，不久的將來，將有不少著作可以問世。
八、50年來日本學者的貢獻
談50年來的南洋研究，在熱鬧的情形說，世界各國無出日本之右的，在出版的數量言，也當讓日本首屈一指。因為在戰前，歐美各國沒有把南洋看作一個整體，而只顧研究本國在南洋的殖民地，日本則一開始便把南洋當做一個整體予以研究。在南進之前，一直因鼓吹南進而出版了不少有關南洋的書，南進時出版得更多，正可說得「汗牛充棟」，單是書目便有好幾種︰
《南洋文獻目錄》（太平洋協會）1941年中央公論社
《增補南洋文獻目錄》（日本拓殖協會）1944年大同書院
《南洋關係圖書目錄》（南洋經濟研究所）1941
《南方共榮圈資料目錄》（橫濱高等商業學校，太平洋貿易研究所）同上
《東方農業大學圖書館所藏東亞關係資料並圖書目錄》（該大學農業經濟學教室）1941
《南方地域地圖目錄》（東亞研究所）1942
《南方地域資源文獻目錄》（京都帝國大學）1943
《南支那及南洋調查目錄》（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35
都是厚厚的一冊。這是世界任何國家所望塵莫及的。
日本因為事事模仿歐美，他們對南洋研究的貢獻，也讓漢學家去和歐美學者相頡頏，50年來最負盛名的是藤田豐八，他的傳世之作是《島夷志略校注》和《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前者為漢文著作，後者現有何健民的漢譯世界名著本。其他有石田干之助，對漢學文獻頗為博洽，歐美漢學情形也很熟悉，桑原騭藏是研究宋代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的權威，高桑駒吉則以《赤土國考》著稱，山本達郎曾以《鄭和西征考》一文引人注意。他們都是漢學家而兼及南洋史地研究的，至于不以漢學家身分從事南洋研究的著名學者，有專門研究華僑問題的井出季和太，有十幾本有關南洋華僑的著作；成田節男的《華僑史》，更是部特出的好書；對南洋各國的經濟﹑政治﹑人種﹑語文﹑歷史﹑地理﹑社會﹑資料﹑作專門研究的專家，多如牛毛，因此，當他們發動南侵，不上三個月便整個南洋都鯨吞了。這是他們50年來對南洋研究努力的收穫，也是他們對南洋研究來一個總結算。
九、50年來中國學者的貢獻
筆者在南洋大學研究室出版的《南洋研究》集刊第1卷的發刊詞內，把中國學者的南洋研究分做4個時代︰（甲）何海鳴時代，（乙）劉士木時代，（丙）尚志學會時代，（丁）南洋學會時代。
何海鳴先生（寧波人）本是一位革命軍人兼文藝作家，同時卻又是一位南洋研究的先驅者。1921年，他在北京創辦《僑務旬刊》，那是中國學者對南洋研究，作陣容嚴整的學術進軍第一次。該刊每月發行三期，每期以24開50餘面的篇幅問世。社址在北京宣武門內頭髮胡同27號，由何海鳴總纂，朱劫塵發行，一共出了135期。顧名思義，該刊以研究華僑為主要對象，所以研究南洋祗是個陪襯的課題。而且事屬草創，沒有具體計劃，祗抱海客談瀛的態度，掇拾一些風土資料，供人作酒後茶餘的談助而已，但卻也供給我們一些寶貴的原始資料，如第120期所載的《開吧歷代史記》之類。何氏是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家，「華僑為革命之母」，他辦這一個刊物的宗旨，不言而喻。同時他還在北京國民大學講授「海外華僑殖民史」，在當時是一個很時髦的科目。
劉士木先生（興寧人）是正式研究南洋的首創者，一生從事南洋研究，到處鼓吹南洋研究，安貧樂道，至死靡它。他最初在印尼的望加錫和民禮任教，後來到日本去留學，返國後便常在《僑務旬刊》發表文章，但他的抱負，一直要到1927年鄭洪年聘他為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主任時才得發揮。他主編《南洋研究》月刊數年，羅致南洋研究學者，編譯「南洋叢書」，出了30種。在何海鳴時代，中國學者祗是片斷地掇拾，或粗淺地論述，到這時已能作整本專書的編譯，並充分利用日文的資料，不過編著專書，尤其是研究性，頗非易易，但翻譯卻是一條捷徑。同時他鼓勵中國學者南進，執教或辦報，以精神文化給養南洋華僑社會，比何海鳴的喚起國內人士對華僑的注意和重要更進一步。
所謂尚志學會祗是一個空名，實際上是馮承鈞先生（漢口人）一人在作孤軍奮鬥，不過因為馮氏初期的作品，都以尚志學會叢書名義由商務印書館印行而已。馮氏清末赴歐留學，最初入比國中學，後來進巴黎大學習法律，民國初年回國供職教育部為僉事，後來任教于輔仁大學和北京大學，公餘之暇，譯法國漢學家有關西域南海的名著，十數年間共譯了40餘種，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馮氏最初的興趣在西域地方，後來因為法國權威學者的興趣都趨向南海，因此他也隨著轉移了目標。法國第一流漢學家有關南洋的史地考證名著都經他一一譯出，例如費琅的《崑崙及古代南海航行考》和《蘇門答剌古國考》，馬思伯樂的《占婆史》，伯希和的《交廣印度兩道考》﹑《扶南考》﹑《鄭和下西洋考》和《真臘風土記箋注》，鄂盧梭的《秦代初平南越考》等，而他自己也有幾本很有價值的著作︰《中國南洋交通史》，《歷代求法翻經錄》，《南海地名》，《海錄注》，《諸蕃志校注》，《瀛涯勝覽校注》，《星槎勝覽校注》等。他雖深入堂奧作南洋史地考證功夫達20年之久，但他和以前的兩位先生的態度完全不同，他絕不鼓吹，也不活動，只是埋首鑽研，頂臼串戲，翼圖校正一般人避重就輕的治學態度，打開中國學術界的眼界，溝通了中西學者間的隔閡。
何海鳴因喚起國人注意華僑而兼及南洋研究，劉士木是提倡南洋而鼓勵國人多多取法日本，吸收日文資料，推廣南洋知識，馮承鈞則苦心孤詣，以身作則，向專門研究作學術進軍，要國人取法乎上，同時暗示國人︰世界第一流學者的名著中的主要資料，都是從中國載籍中鉤稽出來的，不過要經過整理和考證而已。馮氏的漢學根基很深，因此他的翻譯是很成功的。一般淺見的人，以為翻譯毫無價值，其實在20世紀國際間治學有名的鴻士，沒有一個會看輕翻譯的，因為一個人如果不會翻譯，或譯得不信達，怎能運用外國資料，著作專書的歐美學者有不少都因翻譯而成名，甚至因此而獲得博士學位。
1940年南洋學會的創立，是中國研究南洋的重心，自國內轉移到海外來的具體表示。以前中國的南洋研究，是把南洋和華僑作研究的對象，華僑沒有份兒，但到這時期，華僑學者非但自己下海，甚至把國內的研究事業承頂了過來，因為那時剛是抗戰最艱難的階段，國民政府已經西遷重慶，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國內的南洋研究機構已無存在，南洋學會的誕生適得其時。前一年，筆者從暹羅南下星洲，張禮千也自檳城到星洲，和僑寓星洲的姚楠，共同編輯《星洲十年》一書，到這時已完成。大家覺得有聯合南洋研究同志，組織一學會從事提倡和研究的必要，便約《星洲日報》主筆關楚璞，副刊編輯郁達夫，僑寓檳城的劉士木，仍留國內的李長傅，聯名共同發起組織南洋學會（South Seas Society），並由筆者主編《南洋學報》，以與國際學術界溝通聲氣。這雖不是南洋第一個專門研究南洋的刊物，但確是夠得上國際學術水準的刊物。
以前，劉士木大聲疾呼地提倡翻譯日文資料，馮承鈞苦心孤詣地專譯歐洲權威著作，雖都有很大的貢獻，但自己著作，卻要等《南洋學報》來提倡，史地考證成為該學報的主要對象。一直到1957年，筆者主編了26期學報，當日的發起人，除了姚兄仍健在上海外，其他5位均已歸道山，筆者為避免主持擴張會務的理事，誤會我將學會當私產而交出一切，脫離主編的職務，同時也可以說，把第四個時代結束了，因為新時代已經來臨，中國籍學者的事工，該由當地學者來接替了。
在結束這一個時代的研究工作時，我們不能忘記一提南洋學報撰述者的貢獻。經常在該學報撰稿的人，最值得我們推崇的，是以割樹膠﹑種甘蜜的工人出身而成為考古專家的韓槐準先生。華僑赤手空拳到南洋，數十年後成為百萬富豪的，不計其數，但以略識之無而成為大學問家的，除了韓先生沒有第二個。他對于南洋著名土產的歷史考證，中國外銷陶瓷的年代鑒別，都有獨到的見解。此外，專向偏僻的歷史地理下功夫的蘇繼廎先生，致力論述中西文化交流的朱傑勤教授，熟悉南洋華僑掌故軼聞的陳育崧先生，
努力傳譯風土資料的劉強博士，研討經濟﹑鞭闢入裏的張瘦石先生，充分利用海外資料﹑為正史補遺的陳荊和教授，以及學會的各位創辦人及會員等，歷年來對南洋學報的貢獻，也就是該時代對于南洋研究的貢獻。
在南洋學報刊行前，南洋並非沒有出版過南洋研究的書刊。星加坡的《星洲日報》在創刊一周及二周年紀念時，都編印了一本以南洋研究為主的紀念刊一巨冊，後來又設了一個「南洋研究」副刊，持續了3年之久。1940年時，筆者也曾為該報編過「南洋史地」﹑「南洋經濟」和「南洋文化」等副刊。當時該報還請郁達夫編「星洲半月刊」，《南洋商報》也出版「南洋周刊」，但後二者的性質，不是純粹的南洋研究。吧城的《新報》所附出的「南洋周報」（四開小型），卻是一個很好的專門副刊。曼谷的《中原報》，在1939年起，也發刊「泰國研究」副刊，持續了一年多。
戰前南洋的華文報紙的競爭是很劇烈的，除了副刊和雜志外，《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又爭出巨型年鑒，《南洋商報》編印《南洋年鑒》，《星洲日報》便出《星洲十年》。當時中國沿海一帶均已淪陷，定期刊物絕跡，文人又大多南來避難，客觀條件促成了這種專書雜志的誕生。曼谷的《華僑日報》和《中國報》，從1938年起，都競出星期刊一冊，隨報附送，不另取費。內容也有暹羅研究一欄，執筆者極寥寥，僅筆者和二三個暹文翻譯在而已。二年後華文報紙除《中原報》一家外，全被封閉，星期刊也隨著母報壽終正寢。1941年創辦《中原月刊》，以專門研究泰國文化學術的姿態出現，可說是《南洋學報》發刊後所激起的一個波瀾。這月刊維持了一年便因日本南侵而中止，雖在日人控制之下也繼續出了一年，但內容已完全沒有光彩了。
十、南洋研究在南洋的瞻望
戰後有兩件事情影響南洋研究的︰一，民族自決的浪潮激發了南洋研究機構急劇的變化，例如印尼﹑菲島﹑緬甸﹑越南和馬來亞都獨立了，往日宗主國的學者所主持的學術機關，便得讓本地公民接手了，也許因為青黃不接之故，好多學術刊物不能正常出版，有的索性停刊了。但在另一方面，有的新的學術期刊出現，我們希望它能順利地成長起來。二﹐民間自辦大學（南洋大學）的願望實現了。自從南大一成立，文化界的情形頓時活躍起來，以前為書店束之高閣的舊貨，現在也熱門起來，最顯著的是南洋研究的專門參考書。好學的南大學生，宛如覓食的螞蟻，一有好書立刻被他們一掃而光。以前專賣小說書或教科書的書店，現在也敢批入南洋研究的專書了。以前只有報館附帶辦的出版事業，現在已有馬大和南大的師生從事提倡，書局也開始嘗試了。
至于南洋研究的風氣也已大開︰馬來亞大學提倡研究馬來亞，除史地經濟社會各系的畢業論文題目都是探討馬來亞之外，地理系編印《馬來亞熱帶地理學報》，經濟系編印《馬來亞經濟評論》，歷史系編印《東南亞歷史學報》、醫學院編印《馬來亞醫藥學報》，又和外界聯合組織的馬來亞自然學會及馬來亞歷史學會，也都出學報。南洋大學除設南洋研究室，出版《南洋研究》集刊，並開設南洋史﹑馬來亞史﹑南洋國別史﹑華僑史﹑東南亞經濟問題﹑東南亞政治等科目外，學生所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會﹑史地學會，以及學生會都編印以南洋研究為主的集刊或學報。
在印尼，在越南，都因兵戈擾攘而把研究氣氛沖散了。在泰國，在緬甸，在菲島，研究工作已自強不息地在展開。「支配熱帶就能支配世界」，往日支配熱帶的列強都已走開，南洋的新興國家自己來支配熱帶，全世界都注視著南洋的新興國家，東西政治集團以援助落後地區為題材，對南洋作新的估價，和新的調查研究。作為南洋居民一分子的，不論已獲得當地的公民權與否，都不該自暴自棄，為本身，為社會，都當就「近水樓台」的環境，作調查研究的張本，但當鼓吹集體研究，並從事「新血」的栽培。筆者曾在南洋大學出版的《南洋研究》集刊第一卷的發刊詞內大聲疾呼，不妨借作本文的結論︰
「個人的成就無論怎樣大，從事于研究無論怎樣久，終不及
集體努力的成就遠大。現在我們對著新的時代，要迎合新
的潮流，我們得從事「新血」的栽培。個人的成就，及身
而止，新血能成長，萬古長青﹗」
本著這一個目標，我們該從事的︰多做工具圖書的編纂工程，多做隱僻文獻的翻譯考訂，多做調查探討的科學訓練，多做專門學科的深入探尋。……將這一些來配備我們的新血，好教他們能發展幹才，多方適應。……學術無國界，語文無拘限，來，參加我們的行列，共同向學術疆場進軍﹗培植新血，是我們先跑一步者的責任﹗想前輩們虛懷若谷，諒必首肯﹗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mWN8ZKtz7a4J:www1.sarawak.com.my/org/hornbill/my/smsia/018.htm+%E9%81%A0%E6%9D%B1%E5%AD%B8%E9%99%A2%E5%90%B3%E6%99%AF%E5%AE%8F%E6%95%99%E6%8E%88&cd=7&hl=zh-TW&ct=clnk&gl=hk
[附]百度百科介紹
http://baike.baidu.com/view/598564.htm
許雲樵(1905-1981)，原名鈺，以字行，號夢飛，別號希夷室主。祖籍無錫，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出生于蘇州。父母早故，賴外祖母撫育成人。他得親友資助，于20年代先後肄業于蘇州東吳大學和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輟學後刻苦自學，矢志于南洋史地的研究，曾先後在《東方雜志》、《教育雜志》等刊物上發表有關暹羅的文章。
民國20年(1931年)南渡新加坡，後又轉往馬來半島柔佛州的新山寬柔學校擔任教務主任。一年後返回新加坡，執教于靜芬女子學校。在《星洲日報》副刊《南洋文化》發表《大泥考》。民國22年冬，應友人之邀，往暹羅南部北大年(古稱“大泥”)的中華學校主持校務。3年後，因暹羅政府强迫華僑學校改授暹文，改往曼谷國立商科學院講授英文。在暹羅期間，潛心研究北大年歷史，于民國29年底撰成《北大年史》一書，糾正中國古籍將北大年與渤泥牽合之誤。這是他研究南洋史的代表作。民國27年，他辭去曼谷教職，再次回到新加坡，應聘于星洲日報社，與張禮千、姚楠合編《星洲日報》10周年紀念刊《星洲十年》。民國29年春，又聯絡星洲日報社同事關楚璞、郁達夫、張禮千、姚楠以及檳榔嶼的劉士木、上海的李長傅等共同發起創辦中國南洋學會。這是中國學者在海外最早成立的研究東南亞的學術團體。許雲樵爲學會理事，任會刊《南洋學報》主編長達18年，並撰寫中英文論文共60多篇。民國30年初，許雲樵辭離星洲日報社，轉任中正中學高中部教師。民國31年日軍侵佔新加坡，爲了維持生計，他改行與友人合營土産進出口生意。民國34年9月馬來亞光復，他與友人合作創辦華僑出版社，編印《華僑生活》、《華僑經濟》等周刊，並出版《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等書籍。民國35年受聘于南洋書局，主編《南洋雜志》和《馬來亞少年》。
1949年，他辭去南洋書局職務，與友人合資創辦新加坡印鐵廠。後因經營不善而虧損歇業。其時，他曾爲《南洋年鑒》撰寫《華僑篇》，約40萬宇。1957年，許雲樵應新加坡南洋大學之聘，任史地系副教授兼南洋研究室主任。曾于1959年率領該校史地系畢業生赴印度進行旅行考察，回來後著有《天竺散記》一書。6 年後，任滿離職，自辦東南亞研究所，並出版所刊《東南亞研究》，積極培養新一代學者。1964年，應聘任新加坡義安學院院長室秘書兼史地教授，並負責編輯院刊。1968年因車禍折股斷腕，而義安學院又遷址改辦爲工藝學院，他便宣告退休，時年63歲。1970年春，應南洋大學校長黃麗松之約，彙輯《清實錄》中有關南洋史料，加以注釋並編索引。由于左眼失明、年邁力衰而長臥病床。許雲樵平生酷愛圖書，節衣縮食購置中外圖書3 萬多册，其中以東南亞文獻爲多。曾寫出書評《南洋文獻叙錄長編》。他長期從事南洋史地研究，著作甚豐，蜚聲國際，曾被選爲英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副會長以及中國學會副會長。他中文根底深厚，擅詩文，有《希夷室詩文集》、《
文心雕蟲集》等行世。于中醫藥也頗有研究，編有《傳統中藥展覽目錄》、《馬來驗方新編》等。新加坡中醫學術研究院聘他爲終身名譽顧問。其主要著作除《北大年史》外，還有《馬來紀年》、《南洋史》 (上册)、 《馬來亞史》 (上下册)、《馬來亞近代史》等。1981年11月17日病故于新加坡，終年76歲。
維基百科介紹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AE%B8%E4%BA%91%E6%A8%B5
許雲樵（1905年－1981年），新加坡著名南洋學家，原名許鈺，江蘇吳縣人。1931年飄洋過海到馬來亞，先後任柔佛﹑北大年﹑新加坡等地華文中學教師。後任《星洲日報》編輯，《南洋學報》主編及新加坡南洋大學南洋學教授等職。其代表作為《南洋史》。
著作﹕
《赤土國考》
《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峽與地極》
《論立表測緯度》
《東南亞地理》
《南昭非泰人故國考》
《安南通史》(許雲樵譯)
《馬來紀年》(許雲樵譯)
《占城國譯語注》(許雲樵譯)
《南洋史》上
《史學通論》
《馬來亞史》
《北大年史》
《墮羅鉢底考》
《丹丹考》
《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合編)
《芳林區街名考》
《合樂區掌故：合樂路的變遷》
《南洋華語惺俗辭典》
《十五音研究》
《馬來亞叢談》
《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記》
《客家人在東南亞》
《新加坡市街華名俗稱記錄》
《馬來亞華僑殉難人名簿》
參考文獻﹕
許雲樵 《南洋史》上 222頁 新加坡世界書局 1961
朱杰勤著 《東南亞華僑史》：〈許雲樵與東南亞研究〉
